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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中国造的内涵 　　2002年7月底，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600130)最新一款CDMA手机---C18(产品代号)批量试验性生产计划已经接近尾声。 　　和此前下线的250万台国产CDMA手机有本质性的不同，这次手机生产没有和高通发生太多关系。 　　C18手机以CKD(自主引进零件组装)方式上生产线，这款新CDMA手机诞生过程中，波导一直和中国的移动通信技术公司--华立集团保持着紧密合作。 　 　　包含手机的射频芯片、基带芯片和Layer1层软件在内的最底层技术，以及外观设计、人机界面设计等最外层技术，华立为C18规划了“详尽到螺母末梢”的整体解决方案。 　　据介绍，波导利用其积累的工艺、材料控制技术，配合华立提供的手机方案及其提供的芯片产品和技术，C18几乎没有使用任何跨国公司的现成产品。 　　有关人士认为，以此角度看，C18将是一款100％“中国造”CDMA手机。 　　而随着华立CDMA芯片商品化过程的实施进入成品期，有关人士觉得，一直苛求中国CDMA手机生产商对其保持“膜拜”的高通，在中国的独占地位将受到严峻挑战。 　　C18的产生，某种程度上得益对CDMA手机市场定位的争论。 　　受有关咨询公司的影响，联通一开始便将CDMA锁定市场高端，这令手机厂商在采购、选型时对豪华、高档的设计趋之若鹜。 　　但是，由于CDMAIS-95A网络局限，不少高级应用无法实现，这恰和联通争夺高端用户的初衷背道而驰。 　　2001年年底开局以后，CDMA市场形式严峻，联通的高端定位被讥为“一相情愿”。 　　CDMA手机市场价普遍在3000元以上的2002年4月，出席清华大学首届全球化与资本论坛的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语出惊人：“CDMA手机价格必然会降至1500元。” 　　汪力成的话源于其对市场的分析：运营商的CDMA建网成本，比GSM节约一半左右，而IS-95A阶段的CDMA手机，在功能上又没有挑战GSM的优势。 　　早在2002年初，美国华立通信集团公司内部，针对中国市场的CDMA芯片设计究竟如何定位的争论，已经进行得非常激烈。权衡再三，汪力成决定做出以“降低CDMA手机成本”为核心的低端战略。C18方案出台整个过程，便是一直沿着汪的思路进行。 　　2002年6月开始的国产CDMA手机降价风暴，使得CDMA手机价格降到2000元以下，汪力成的低端化观点，已经有所印证。华立认为，高度国产化后的C18，成本优势在市场的迅速转变中将逐渐明显。 　　由于C18目前处于关键的后期测试阶段，有关方面不愿公布太多细节。 　　但是，有关人士非常肯定地称，C18将成为中国移动通信史上一个能够体现“阶段性竞争力”的里程碑。 　　这位人士认为，自国产CDMA手机下线那一刹那，中国手机厂商某种程度上已经告别一个“备受打压的年代”。 　　据其分析，之前的经验证明，和跨国公司的残酷角逐中，“竞争力对等”永远是合作的基础。如果中国企业没有起码的对抗力，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合作根本无法得到。今天美国高通在中国挟专利以令众厂商，其实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从1999年GSM在中国走向鼎盛之时开始，掌握产业链上游的跨国公司，便经常采用一些如“买断中国尚无生产、研发能力的关键产品和技术专利，人为导致市场稀缺”等手段，打压迅速成长中的中国品牌，提起这些，每家中国手机厂商往往心有余悸。 　　但今天，在认定中国已经具有足够的实力之后，跨国公司欲故技重演，则必然会有所顾忌。 　　夹缝中痛并快乐 　　相对华立集团其他产业的持续发展，汪力成说，跨国通信公司牵制他个人80％以上的精力。 　　跨国收购完成后不久，汪力成意识到，身处强势的跨国公司与急切的国内运营商夹缝中，赌注押于CDMA是华立一场风险空前的豪赌。 　　自2001年5月15日，中国联通CDMA项目获国务院批准至今，美国高通对中国CDMA市场的围垒，已通过和18家CDMA手机生产商签署专利授权协议的方式层层构建。 　　有关报道显示，当时高通打开中国市场的契机，是其向中国政府许下的扶持中国CDMA手机厂商的“千金一诺”，但一年后，高通留给中国通信业的却是一张编织紧密的网。 　　在高通为中国手机厂商精心修饰的专利协议书上，惟一可让华立找到机会的，是一则简短补充：国内CDMA厂商可采购价格低于高通，或交货速度快于高通的非高通CDMA芯片。 　　如此说明，有关人士认为是跨国公司为避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具有市场独占地位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商品、利用垄断地位排挤其他竞争者”行为采取制裁而使用的文字游戏。从大局上看，高通留给竞争对手的机会并没多少。 　　一如东方通信有关人士的理解，高通其实已确信，一旦国产厂商考虑到高通在CDMA领域几乎涵盖一切的专利，及其延伸影响力，并考虑到其他厂商与高通芯片的不兼容，就必然会想到因购买其他产品而失去高通的支持。 　　对此，汪力成有些无奈，中国进入WTO以后，没有中国企业会再指望能够获得特殊政策的保护，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也许更应珍视这样对等的游戏规则。 　　完成跨国并购后的几个月，华立在国内市场的开拓显得步履艰难，华立发现，艰难其实并不完全来自高通。 　　继承飞利浦芯片业务的华立当时出现一个棘手难题：从飞利浦沿袭的传统商业模式，无法适用于“用户催青市场”阶段的中国市场。 　　CDMA从获准到网络开通，半年时间让大多数厂商对技术的储备显得不足，特别是新获准生产手机的厂商。 　　有人士认为，CDMA仓促上马让手机商消化不良。 　　如能像飞利浦一样单独将芯片卖给手机商，事情也许简单。但在中国，即使是高通也难以办到。 　　而韩国CDMA厂商在中国兜售的CDMA手机“一揽子解决方案(Totalsolution)”，因为“现成到家”，因此颇受欢迎。中国厂商只要对软件略加修改，贴上LOGO就可以上线上市，据透露，目前市场上的CDMA手机，一般就是从韩国整套进口的，其成本在150美元／台上下。 　　汪力成发现，其实韩国人也并非掌握CDMA的核心，但韩国CDMA起步最早，韩国厂商对基于高通芯片的商业化设计，早已经驾轻就熟。并且，韩式风格很体贴中国市场。而这，恰恰迎合中国厂商需求的急切。 　　据透露，LG等韩国厂商将同一套方案，略加修改后，以设计费每套5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多家中国厂商，这在业内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在因急功近利而略显畸形的市场氛围中，韩国人一定会成为高通后在中国的CDMA第二赢家。”汪力成觉得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高通向韩国厂商收取的许可费是7％(高于中国的2.65％)，最大的赢家还是韩商背后的高通。 　　这种商业模式，让华立的思路忽然清晰。 　　分摊风险的两种抉择 　　2002年年初，为化被动为主动，汪力成前后做了两件要事。 　　美国华立通信集团的布局首先被调整，原飞利浦CDMA移动通信部门被一分为二：加拿大温哥华的美国华立研发分部继续CDMA芯片设计工作，而美国达拉斯研发分部却成了华立“Totalsolution”研发基地。 　　中国的浙江华立通信公司，则扮演手机芯片提供者和手机产品设计公司双重角色。 　　2002年3月，华立在其浙江通信公司内成立芯片软件设计组，至此，其业务领域已经完成除手机生产之外大部分上下游领域的衔接。 　　另外，部分美国工程师还被派往杭州，配合中国技术人员，将达拉斯的研究成果进行本土化，并在中国市场进行推广和实施。 　　表面上看，华立的竞争对手忽然之间变成了LG、三星、现代。实质上是，韩国设计只采用高通技术，而华立的方案则始终是围绕自己的芯片。 　　每一套设计方案，都为华立CDMA芯片开拓出一单新市场，用方案来推广核心产品，华立的销售本质还是没有变，但是营销方式却翻了新。 　　汪力成认为，将位处于高端的芯片级研发延伸到低段终端产品的研发，美国工程师的研发能力也许有些大材小用。但是，依托本土化市场的特性，却也让华立的CDMA业务品种呈现多样化趋势。 　　押宝CDMA，将令整个集团承受空前的风险，这其实是汪力成一块最大的心病。 　　2002年1月16日，美国LSI逻辑公司宣布关闭CDMA产品业务部，使得汪力成倍感孤独。因为从那一天开始，全球CDMAIS95时代的芯片商只余下了飞利浦.华立和高通两家。 　　此前一周，中国联通公司董事长杨贤足才终于宣布，数度推迟的中国联通CDMA网正式开通。 　　同样在1月16日，汪力成终于决定，华立立即进入GSM领域。 　　此后一周，浙江华立通信公司开始向中国的手机商推销起其采用　诺基亚、　爱立信、飞利浦GSM技术的终端整体解决方案。 　　核心部位还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中国手机商同样缺GSM技术，因此，汪力成认为华立的方案空间很大。 　　但据记者了解，华立GSM方案并没有采用任何与华立有关的芯片产品，而华立目前也暂没有介入GSM芯片设计的意图。 　　因此，就如有关人士分析的那样，华立涉足GSM方案设计是一种单纯的分摊风险方法，因为汪力成说“目前中国的CDMA市场，不确定因素很多，华立无法控制”。 　　目前华立的机会也许在海外市场，今年早些时候，华立正在将总价值5400万美元的CDMA芯片卖给美国Hop-on，将总价值1800万美元的芯片卖给日本一家著名的汽车商用于汽车的遥测遥控，但是，汪力成认为，华立的未来机会还是在国内。 　　有报道认为，联通在2000年初的知识产权谈判时，因为只是顾及到自己的利益，从而导致了单个终端生产厂商与高通谈判无法形成集体谈判力量，这使得终端生产厂商的成本高居不下。但是，当联通主打高端的策略改弦更张，高价进口方案配高通芯片却已经成了厂商降低成本的累赘。 　　据了解，目前已经有5家中国CDMA厂商表示采购华立芯片的意向，其中，有三家已经和华立签约。 　　因为低价CDMA手机的大量入市，2002年9月后，CDMA用户会大幅上升，3到5年后，中国CDMA用户将稳定在总用户数30％左右的水准，汪力成的预测还是比较乐观。 　　在CDMA的1XRTT阶段减少来自高通的束缚，汪力成觉得，华立真正的机会在于CDMA升级到20001X以后。不会像IS-95阶段那样任由高通一家独大。1990年代末开始，为了穿透高通知识产权专利对CDMA的层层障碍，爱立信、诺基亚、阿尔卡特等欧洲厂商纷纷绕过高通，各自研究自己的新版本CDMA系统。有关人士认为，这样的研究成果到了1X阶段将陆续显现，而那时候的中国CDMA厂商，选择余地将比现在大得大。 　　最近，DoCoMo对3G的预测，给了3G推崇者当头一棒：“3G并没有欧洲电信公司描摹的那样美好，或许，它根本无法支撑起人们所预期的巨大收益。” 　　有人预测，由于缺少统一的手机　浏览器软件平台、手机硬件技术积累不够、传输效率较差、ICP储备不足、运营商尚未找到让人信服的商业模式等诸多原因，中国的3G商用有可能被无限期推迟。而作为过渡技术的GPRS、CDMA20001X的生命周期将大大延长。 　　CDMA1X的增强型阶段，有可能成为3G的替代产品，汪力成觉得这样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2002年7月，和记黄埔向华立下了3700万美元的订单，和记黄埔将向华立采购包含中档、高档两款解决方案在内，大约8万台CDMA20001X终端的整套设计方案及其手机，将之用于泰国CDMA20001X的试商用。 　　而这8万台CDMA1X手机，都采用了高通的CDMA1XEVDO芯片，生产则由华立交由韩国手机生产商代工。 　　据预计，华立的CDMA1X芯片的成品至少于明年下半年面市，但和记黄埔的定单为华立提供了一次预热CDMA1X的机会。(21世纪经济报道)